這一趨勢始於電子郵件與即時通訊——數千年來，人們依靠口耳相傳、紙筆記錄完成的私密對話，如今已轉移到數位基礎設施上進行。隨後，數位金融應運而生，既包括加密貨幣金融，也涵蓋傳統金融本身的數位轉型。再到後來，數位科技滲透至健康領域：借助智慧型手機、個人健康追蹤手錶，以及從消費行為推斷出的數據，各類與我們身體相關的資訊正透過電腦及電腦網路處理。在未來二十年裡，我預期這一趨勢將席捲更多領域，包括各類政府事務（最終甚至可能延伸至選舉環節）、對公共環境中物理與生物指標及潛在威脅的監測，而最終，透過腦機介面技術，數位技術甚至可能觸及我們人類自身的思維層面。
我認為這些趨勢不可避免：其帶來的益處過於巨大，且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中，拒絕這些技術的文明首先會喪失競爭力，進而向接納這些技術的文明讓出主權。然而，除了帶來強大益處外，這些技術也深刻影響國家內部及國家之間的權力格局。
能從新一波科技浪潮中獲益最多的文明，並非科技的「消費方」，而是科技的「生產者」。針對封閉平台與介面所設計的、由中央統籌的平等存取項目，充其量只能實現其中一小部分價值，且在預設的「常規」場景之外往往失效。此外，在未來的科技圖景中，我們對科技的信任度將大幅提升。一旦這種信任被打破（例如出現後門程序、安全漏洞），就會引發嚴重問題。即便只是存在信任被打破的「可能性」，也會迫使人們退回到本質上具有排他性的社會信任模式——即「這件東西是由我信任的人打造的嗎？」。這種情況會在技術棧的各個層面催生連鎖反應：所謂「主導者」，就是那些能定義「特殊狀況」的主體。
要規避這些問題，技術堆疊中的各類技術－包括軟體、硬體及生物領域技術－需具備兩個相互關聯的核心特性：真正的開放性（即開源，包括免費授權）與可驗證性（理想情況下，終端使用者應能直接進行驗證）。
網路即現實生活。我們希望它成為烏托邦，而不是反烏托邦。
新冠疫情期間，技術生產手段獲取不平等所帶來的後果暴露無遺。疫苗僅在少數國家生產，這導致不同國家獲得疫苗的時間存在巨大差距：富裕國家在 2021 年就獲得了高品質疫苗，而其他國家直到 2022 年或 2023 年才拿到品質較低的疫苗。儘管當時有多項舉措試圖保障疫苗的平等獲取，但由於疫苗生產依賴資本密集的專有製造流程，且這類流程僅能在少數地區開展，這些舉措的效果十分有限。